我们在意大利针对中国新经济道路探讨中的贡献

我们在意大利针对中国新经济道路探讨中的贡献

中国的制造大计划“中国制造2015” (MiC2025)引起了企业家、政策制定者、政府和学者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意大利一个期刊《华人世界》在上一期中也分析了这个全面综合且雄心壮志的计划。在这一期中,伽利略意大利中心主任Alberto Di Minin教授与执行主任Francesco Silvestri对于意大利在中国经济、制造业、研究与创新体系的大洗牌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同时也反观了“源于意大利创意”对在中国的意大利参与者的意义。

作者表示,中意两国在几个方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近期已经拉开了增进组织对话、经济交易和科技合作的序幕,这将有利于双方的发展。现今中国领导阶层热切与意大利展开平等协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意大利社会应该抓住这一机会之窗,这种机会之窗在未来可能会逐渐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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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反思是源于中心数十年来的经历。由于2004年当时的意大利总统Carlo Azeglio Ciampi访华 ,圣安娜高等学校与重庆大学借机展开了对话,并与之建立了持续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也是伽利略意大利中心在重庆(GGII)成立的基础。自2007年来,GGII陪伴了意大利企业家、研发部门和学者在重庆的软着陆,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文化和组织对策,帮助他们进入中国西南市场并取得成功。

圣安娜大学在中国的经历是独特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关键因素提供了启示和指导作用。首先,意大利国家制度的利益。重庆在中国投射圣安娜专有技术的潜力在11年前就已经得到了确认。正如前任(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研究部)部长在中意创新论坛中表示,圣安娜能面向西方,为意大利能力走向目前不知名地区奠定基础。

第二,坚持长远愿景与可靠合作伙伴的一致性和恒心。当进入中国时,聚焦自身行动、选择合适的地点、制定长远的计划都很关键。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是通过一段时间才建立的,中途还经常充满间断性的挑战。

第三,同感能力很重要。与有文化差异的伙伴合作需要了解对方的目标、期待和组织模式,这些可能跟意大利盛行的截然不同。比如,欧洲依赖非常严格的评估系统,中国需要可供选择的、符合不同论据的商业模式,其调整更倾向于是因为信任和关系而不是通过定量指标。最后,除了要具备填补差异的灵活性之外,还需排列工作成就,设立可衡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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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安娜的经历来看,Di Minin和Silvestri表示,意大利在中国应该起到类似“肺”的作用:根据不同的机遇和需求进行收缩和扩展,根据周围的生态环境做出反应。一旦确定下来,其目标就是在其他实际现状中利用这些经验、利用获得的社会资本并在国家的其他地区也保持这种优势。这一长远且开放式的过程被称之为吸收能力,这一概念应该对意大利在中国的战略起到指导和启示作用。

作者提倡一个更加同感和适应的战略,并提出了几条建议:保持消息灵通,不仅仅要了解游戏规则,同时还要吸收和转化经验、技术和实际知识给其他准备进入中国市场的意大利伙伴。保持灵活和弹性,以重新定向稀有资源(如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调整目标。保持求知态度、耐心和长期愿景,保持重新思考战略和重新定向资源的灵活性。还要保有强烈的跨文化敏感度,这也是一个基本要素。这些措施便是作者解读的“源于意大利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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