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时，可能会说中国是一个“多样性集合体国家”，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有些地区仍然落后。因此时刻关注中国的重大国家规划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对内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以及现在知名的对外“《一带一路》倡议”。同时还要关注那些由中央政府推出的区域经济规划。

本文拟在“由量到质系列”增加一篇关于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转向创新的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特别是针对西部地区与中国东部或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不平等，介绍这一战略。

西部大开发 ,中国中央政府政策

政策执行：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国西部不仅仅是经济数据的简单集合。事实上，这一地区有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和语言。四川和重庆（1997年重庆从四川这片行政区域中被划分出来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是 “巴蜀 “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多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比如大足石刻）。这个地区还是邓小平等中国改革开放领袖的故乡，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些原因，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区进行经济整合，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是势在必行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年），1999年中国西部地区占整个国土面积的73.3%，但人口仅占28.4%，GDP占18.7%，居民人均GDP仅为东部地区华人的40%。

作为区域发展政策“协调发展”的一部分，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全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是其最终目标，“西部大开发”胡温执政时期的特色政策。该规划被纳入“西部地区发展总体规划”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振兴12个行政单位的发展：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直辖市重庆以及几个自治区——西藏、新疆、宁夏、广西、内蒙古。

特别是，最初的重点是中国西部的四个地区：以西安、兰州和新疆地区的城市组成的地带，“长江上游经济带“（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南宁、贵阳和昆明地区，最后是以西藏和新疆为主要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Ma和Summers，2009）。该规划涉及到 “五大工程”的建设，其中包括 “西气东输工程 “和 “西电东送工程“。

国家发展计划最初由江泽民主席在1999年提出，2000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旨在减少中国东部和西部之间的不平等，无论是GDP的增长，还是各地区民众收入上的比较（Ma and Summers, 2009）。中共中央于2000年10月26日正式宣布了这项计划（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2000年)。该计划与邓小平在80年代和90年代推行的区域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邓最喜欢的政策是首先遵循“涓滴效应”逻辑促进中国东部省份的经济发展，然后这些省份再帮助其他内陆地区致富和发展（Golley，2007）。

该计划还力图改善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国内较发达地区的各个方面，包括：地区占全国投入的比重、进出口、城镇就业、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自有财政收入、财政转移支付、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建设财政支出等（Grewal and Ahmed，2011）。

江泽民、朱镕基政府将“西部大开发”纳入“十五”计划，确定了以下目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

政策成果

（新政实施后）一方面新的基础设施为市民提供了新的服务和铁路线路，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在吸引私营部门投资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Grewal和Ahmed，2011）。在提出对西部大开发 “第二阶段”政策的改进时，胡和温更加强调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为该地区城市中心的发展提供新契机，提高城市就业的比重。朝着世界发展战略更大的成效进一步改进，体现在有针对性地推出一些增长政策包，目的是促进和吸引教育、技能信息、创新和研发部门的投资。

随后，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中重申了西部大开发，并在李克强总理和张高丽副总理的多次地区访问中重申。最近的发展尤其涉及到中国西部发展政策的 “新面貌”：它不仅仅是发展和减少与东部地区不平等的手段，而是中国与“大西部”之间的联系，它允许跨越国界，促进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贸易、投资和发展项目（Summers，2013）。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未来

根据规划中的战略结构调整和体系建设成果，第二阶段和实际的“西部大开发”计划从2010年持续到2030年。

2019年，中国迎来“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20周年。在下一个十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打算如何重新启动发展政策，以进一步减少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目的是在“新常态”的几年里支持国民经济增长。政府表示第三阶段应在2031年至2050年将重点加快偏远山区和落后农牧区的发展。

《中国日报》美国版（China Daily USA, Wang, 2020）强调，最近的发展见证了一种“新模式”的启动。如果前二十年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重点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那么新模式将决定政策对未来15年中国西部的影响。新指导意见就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环境保护和就业提出36项具体措施。特别是重庆、成都市区，2020年初也启动了“成渝经济圈”，打造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打造内陆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

在以后的 “由量到质”系列文章中，我们将继续关注中国西部和重庆经济发展。敬请期待！

博马克

参考资料

Lu Z., Deng X. (2013), “Regional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nales Universitatis Apulensis Series Oeconomica, vol. 15, n.1, pp. 250-264

Ma D., Summers T. (2009), “Is China’s growth moving inland? A decade of “Develop the West””, Asia Programma Paper, Chatham House, London

Golley J. (2007),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nature versus Nurture”,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 5, n.2, pp. 115-129

Grewal B. S., Ahmed A. D. (2011), “Is China’s Western Reg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track? An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0, n.69, pp.161-181

Wang Yiqing (2020), Poised for great development, May 28th, Chinadaily USA, http://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005/28/WS5ecf10b6a310a8b241159041.html